
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体量最大的汽车产业集群,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的阶段性成果,产销规模稳居世界首位。但规模优势并未同步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,行业正深陷“大而不强、量增利减”的结构性困局: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的背后是盈利中枢持续下移,2025年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滑落至近10年谷底;2026年前7个月,全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.7%,但营业成本涨幅达到3.8%,行业利润率仅3.6%,利润总额同比大幅下滑20%。产销屡创新高,盈利持续承压,18家国内上市车企全年利润总和尚不及丰田单一季度净利润。规模与效益错配较严重,揭示出我国汽车产业从“规模扩张时代”迈向“价值经营时代”的转型阵痛。
汽车产业“量增利薄”
多重因素催生系统性矛盾
当前行业盈利下滑并非单一周期波动问题,而是市场周期、制度性产能、产业链价值错配、资本异化经营逻辑、全球化风险叠加共同催生的系统性矛盾,不能简单归因于“价格战”或者原材料涨价。
国内乘用车市场已经转入存量博弈阶段,需求增量收窄,企业普遍采用降价抢份额的竞争手段,直接压缩单车盈利空间。上游关键原材料、车规芯片、锂电主材价格反复波动,电池占据整车接近1/3成本,上游成本压力持续向整车端传导。
但比成本上涨更本质的矛盾,是部分企业混淆互联网轻资产“烧钱”逻辑与汽车重资产实业规律。进一步强化创新,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,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是必要的,但值得注意的是,行业研发投入整体持续攀升,但不少企业陷入研发“内卷”:车型谱系无序扩张,多平台并行开发,产能投放与终端销量错配,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兑现,高额投入无法转化为经营回报。部分市场主体将“战略性亏损”异化为常态化竞争手段,把融资能力等同于核心竞争力,将“烧钱”换市场份额当成发展捷径,对实业盈利天职缺乏敬畏。这种竞争模式不断抬升行业整体亏损面,将行业竞争拖入“不计代价扩张”的困境。零和式的份额争夺,不断消解中国汽车产业体系本应具备的成本效率红利。
前些年新能源汽车投资热潮之下,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优惠、厂房代建、财政补贴等招商引资工具,催生了一批缺乏市场生存能力的低效新增产能。大量闲置产能持续摊销固定资产折旧,直接吞噬国内制造业本应具备的制造效率优势。尤为关键的是,地方财政“输血”让本应退出市场的弱势企业得以存续,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被削弱。补贴可以延续企业生存,但无法构建可持续经营能力,哪吒、高合等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印证这一客观规律。低效产能不退场,头部优质企业也被迫跟随参与非理性竞争,行业被低质产能“捆绑”。
国内汽车产业链呈现显著“上游攫取高收益,整车制造收益被挤压”的价值分化格局。整车行业利润率徘徊在3%-4%,头部动力电池企业净利率仍保持17%-18%,产业利润向上游核心零部件环节集聚。深层次问题在于部分整车企业在“三电”系统、智能驾驶底层算法等关键环节对外依存度较高,缺少自主可控的技术“护城河”,在产业链议价中处于被动地位。近来,理想、小米等整车企业采取行动,力求摆脱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,势必对头部动力电池企业的利润水平形成冲击,值得关注。
同时,国内车企普遍面临一个共性难题:技术投入≠价值兑现。巨大研发投入沉淀为技术资产,但尚未充分转化为品牌溢价、软件订阅等持续性复利收益。如何打通“技术研发—产品落地—品牌溢价—现金流回报”的完整商业闭环,是摆在中国整车企业面前的核心命题。
此外,部分企业出现经营资源错配,热衷于高管个人流量营销,将流量热度等同于产品竞争力,却忽视产品定义、供应链体系建设、内部流程再造这些实业发展的底层基本功,营销热度难以沉淀为可持续市场竞争力。
构建分层递进式破局路径
规模扩张转向“有效益增长”
破解“增收不增利”困局,不能简单依靠进一步降价冲量,也不能寄希望单一政策或者单一技术突破。需要建立短期生存托底、中期价值重构、长期能力筑墙、全球化价值对冲的系统性解决方案,将“有效益增长”确立为企业核心经营目标。
短期来看,企业的核心目标不应该是追求规模增长,而是要止住利润“失血”,筑牢现金流“安全垫”,实现企业可持续生存。
首先,业务资产做减法,清理低效板块:全面复盘业务组合,剥离非核心资产、低效业务单元,严控非生产性开支,把有限资本、人力资源向核心主业集中,杜绝资源分散。
其次,重塑产能逻辑,实施并加大兼并重组力度,坚持以销定产:摒弃“产能规模即实力”的旧认知,对低利用率工厂实施减产、关停,抑制新增无效产能投资。
再次,渠道风险出清,回归健康的厂商关系:坚决摒弃向经销商压库冲销量的操作,动态淘汰亏损低效经销网点,疏通渠道库存,阻断渠道风险向上游整车企业传导。
第四,供应链协同降本,而非单向压榨供应商:充分发挥国内4小时产业集群配套优势,联合一级供应商共同推进工艺迭代、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替代,构建共生共赢供应链生态,共同挖掘降本空间。
最后,优化研发资源配置,提升投入产出比:优先保障底层核心技术攻关,收缩重复布局、市场价值有限的研发项目,拒绝不计代价的研发“内卷”,让研发投入匹配商业回报预期。
中期来看,度过生存危机之后,核心任务是重构产品结构与商业模式,摆脱单纯依靠硬件销售获取收益的传统路径,打造多元化价值来源。
其一,产品矩阵结构性升级,平衡规模与盈利。控制低毛利低端车型产能投放,逐步淘汰老旧亏损车型,加大高附加值车型供给。破除“低价走量优先”思维,着力培育品牌溢价,实现销量规模与单车收益动态平衡。
其二,深化平台化模块化体系建设,摊薄全链条成本。持续推进整车架构平台化、零部件模块化、开发流程标准化,最大化底层架构复用率。将国内工程师红利、智能制造体系优势转化为可落地的成本竞争力,降低每一代新车的研发、模具投入。
其三,开辟第二增长曲线,激活全生命周期价值。大力发展汽车金融、二手车流通、后市场维保、技术授权输出等增值业务。
其四,探索软件复利商业模式。围绕智能驾驶、车载智能服务持续布局,探索“硬件获得合理利润、软件服务持续变现”的新型商业模式,把智能化优势转化为持续性现金流,实现从“卖硬件产品”向“经营用户全生命周期”转型。
长期来看,先进制造效率只是产业基础,只有掌握底层核心能力,才能摆脱组装工厂的定位,从根源缓解产业链价值被挤压的被动局面。
首先,攻坚底层自主技术,降低关键环节对外依赖。聚焦电驱系统、电池材料体系、智能驾驶基础算法等底层技术自主化,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过度依附,提升整车企业在产业链价值分配中的议价地位。
其次,夯实精益制造软实力,释放体系能力。将已经具备的产业集群优势、工程师红利、高实物产出效率,内化沉淀为企业自身工艺能力、品质管控、全链条成本管理能力,不能仅仅停留在工厂实物产出层面。
再次,回归实业经营本源,重构企业价值认知。彻底摒弃“亏损合理化”的错误认知。企业经营的根本使命是创造可持续利润,资本只是发展助力,不能把融资、规模当成终极目标。管理层资源重心回归产品打磨、组织建设、流程优化,流量营销只能作为辅助手段,坚决避免本末倒置。
目前行业盈利持续下滑,却未得到全行业足够重视。行业产销增长乏力,突围愈发困难。如不主动采取重大举措,几年内,不少处境艰难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将面临兼并重组。企业若不在效益提升上狠下功夫,生存形势会十分严峻。
理性推进全球化布局
以海外价值对冲“内卷”
“出海”已经不是“可选项”,而是关乎生存的“必答题”,但“出海”不等于盲目铺摊子、重资产遍地建厂。要实现“国内技术沉淀,海外价值变现,反哺国内转型”的正向循环。
首先,用好海外市场的价值红利,做好风险对冲。利用海外市场更高单车毛利,对冲国内白热化竞争带来的盈利压力。同步建立完备汇率对冲工具与机制,管控外币敞口带来的汇兑损失风险,避免海外销量增长,但利润被汇兑侵蚀的情况。
其次,统筹集团全球化资源,避免内耗式重复建设。集团层面统一规划海外战略,打通各品牌海外中后台能力,共享渠道、合规、供应链资源,避免多品牌各自为战、重复投入,摊薄“出海”资本消耗。
最后,多元模式“出海”,轻重资产灵活组合。不要把自建工厂、自建终端渠道当作“出海”惟一路径。积极探索反向合资、整车平台授权、技术输出等轻资产“出海”路径,用更少资本撬动全球市场,控制扩张风险。
国内一批企业已经走出可供参考的实践样本。比亚迪、奇瑞、吉利、长城、零跑等企业,各自探索适合自身的盈利路径。其中,零跑全域自研、深度自制模式受到行业广泛关注:企业将整车65%成本环节掌握在自研自制体系,整车架构零部件通用化率达到88%,其“提高架构复用、把核心成本环节握在手中、追求投入产出匹配”的思路极具借鉴意义。各家企业禀赋各不相同,需要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吸收先进经验。
当前,汽车行业发展逻辑已经完成切换,从过去政策驱动、资本驱动,迈向市场价值驱动的新阶段。淘汰赛仍将持续,单纯追求销量规模的发展思路已经走到尽头。企业必须将“有效益增长”置于经营优先位置,短期守住现金流生命线,中期完成产品与商业模式价值重构,长期打磨自主技术、品牌、全球化综合能力。惟有如此,我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走出“量增利薄”的转型阵痛,实现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
主办单位:山西省汽车行业协会
版权所有:山西省汽车行业协会 备案号:晋ICP备2021005569号
地址:太原市并州北路39号 邮政编码:030001
联系电话:0351-4183204 传真号码:0351-4183204